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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据多位业内人士消息，著名作曲家施万春因病医治无效，于9月21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据中国音乐学院官网资料显示，施万春1936年出生在河北青县靳刘庄，1955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先后师从张肖虎、杨儒怀、江定仙、杜鸣心等。1961年毕业并留校任教；1973年调至中央乐团创作组；1984年调至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任系主任。他的作品风格不断创新，注重揭示人物心灵，中西贯通，传统和现代融合的表现方式不拘一格。

多年来，施万春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旋律，比如时常在节庆时分奏响的《节日序曲》以及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第三场、电影《开国大典》《青松岭》等经典配乐。

2013年，《节日序曲》、舞剧《红色娘子军》、影片《青松岭》主题歌《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和女高音独唱《送上我心头的思念》被评定为国家级音乐作品典藏。

杜鸣心（左）与施万春在国家大剧院回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往事（摄影王小京）

2018年，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艺绽君曾经采访过施万春老师，听他追忆那些难忘的创作经过。斯人已逝，愿施万春老师一路走好！

中秋节、国庆节、重阳节，过去的两个月里佳节不断，而每到这时，各大乐团演出的曲目单上经常会出现一首名为“节日序曲”的作品，它的作者，正是今年已经82岁的施万春。1959年，还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读大四的施万春完成了这首献礼国庆十周年的《节日序曲》，也从此正式开启了自己辉煌的作曲生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第三场、《青松岭》《良家妇女》《孙中山》《开国大典》等几十部影视剧的配乐……几十年来，施万春从未远离过作曲。不久前，他还为外孙们写了一首简短却格外灵动活泼的《诙谐曲》。“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完成的。”施万春说。新时代给予了文艺创作极大的自由和更多探索的可能性，为低落了许久的艺术家们重新找回了创作的动力。

除了作曲家，“老师”的身份也一直跟随着他。1984年，施万春来到重建不久的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作为系主任的十二年里，他把当时“百废待兴”的作曲系一点点带回了正轨。1996年退休后，施万春在延庆开办了“北京市延庆县万春音乐进修培训学校”，开始按照自己理想中的方法培养学生，直到现在，施万春还在坚持上课。“我肯定会一直教，教到教不动的那天为止。”

1936年，施万春出生在河北青县靳刘庄。一年后，抗日战争的烽火烧遍了全国，战事激烈的时候，枪子儿曾擦着施万春头顶飞过。鬼子时常来“扫荡”，全村老少都要离家“跑反”，有一次，母亲一手抱着施万春、一手拽着姐姐，渡河时险些溺水，万幸得到了好心人的搭救。兵荒马乱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挖野菜树皮都是家常便饭。村里人苦中作乐，农闲时总要搭台唱戏，晚上也常聚在场院里演奏河北吹歌和其他地方小曲，外面的演出队、木偶剧团和河北梆子剧团一来，村子就能热闹一阵。施万春的爷爷和父亲都是戏迷，爷爷爱听河北梆子，父亲爱听京剧，还会拉京胡，年幼的施万春耳濡目染，戏台下总少不了他小小的身影，也只有在这时候，那个平日里总是领着头爬树抓鸟的施万春，才会难得地安静和专注下来。

这段日子并不长，1945年，施万春就跟随父母来到了北京，但河北老家留给他的回忆却是弥足珍贵的。“这童年的乡间生活，成为我幼小心灵白纸上书写的第一页文字，深深地、永远地印在我的灵魂里，是我后来数十年艺术生涯的音乐母语。”施万春曾这样写道，“在我众多的音乐作品中，凡带有浓郁乡土气息、敦厚淳朴的音乐风格、深邃幽远的精神内涵的，都能从这里找到渊源。”

为《节日序曲》和《红色娘子军》吃了不少苦

1955年，几乎是同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两封录取通知书寄到了施万春租住的恭俭胡同一号，家里一下炸了锅。 父母虽然高兴，但更希望儿子能赶快找份工作，帮父亲分担养家的重担。 最困难的时候，父亲每个月33块钱的工资要养活一家九口人，施万春知道父亲不容易，可为之奋斗了很久的学府就在眼前，他说什么也舍不得放弃。 读高中时，他曾为了多练会儿钢琴撬开了学校琴房的门，事情闹到校长那儿，整个钢琴小组都被取消了，一门心思想要报考音乐学院的施万春如遭雷殛。

琴房不让进了，清寒的家境又实在负担不起昂贵的钢琴，施万春苦恼到了极点，他甚至拿“马粪纸”做成简易的钢琴键盘，流着眼泪一遍遍不知疲倦地练习。幸运的是，比他高一年级的好友郭凌弼及时伸出了援手。郭凌弼先帮施万春联系到了一位朋友和王府井乐器商店，让他有了练琴的地方，后来又把他介绍给愿意免费教钢琴的董桂玲老师，最终，施万春以优秀的成绩考进了中央音乐学院。

眼看着入学的日子很快就要到了，施万春的音乐梦却差点儿再次夭折。“那时候音乐学院还在天津，从北京到天津的火车票大概是两块四毛钱，家里拿不出来，只能跟别人借。”开口问了一圈，大家都怕还不上，没有人愿意帮忙，最后还是一位堂叔借了五块钱给他，才解了这次燃眉之急。临行前，施万春百感交集，他第一次拥抱了母亲，向她许诺并告别：“娘，你放心，我一定争气。”

读书几年间，施万春一直申请着甲等助学金。每月拿到的16元里，12.5元交饭费，其余零用，一分钱也不乱花。下课之后，施万春就扎在缮印室里抄谱子，每抄一页四毛钱，一个月能挣四五块，全部给乡下的爷爷奶奶寄去，帮家里减轻负担。

施万春对音乐那份近乎痴狂的热爱几乎人尽皆知。同班同学李西安曾说，当年施万春最有名的事是“听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别人听完音乐会就完了，我很难摆脱那个气氛。作曲家太伟大太神奇了，每次听到感动的音乐，我就会哭。”施万春一直都想学作曲，来到梦寐以求的作曲系之后，他比原来还要更加刻苦。1959年秋天，学校找到还在读大四的施万春，希望他能为国庆十周年创作一部作品。这首乐曲，就是现在仍然经常上演的《节日序曲》的雏形。

到底怎么才能在曲子里表现出十年大庆时举国欢腾的喜悦呢？施万春想到了河北唢呐曲牌《淘金令》。除了施万春本人，这一届作曲系中，李西安和另外两位同学也是从普通中学考进来的，民族音乐的底子比较薄，学校决定让他们先去学两年民族音乐，再转回作曲系。“我第一年学的就是唢呐，《淘金令》是我吹的第一个曲子，特别欢快。”那几年里，每到国庆，中央音乐学院都会组成表演方阵经过天安门广场，施万春一定会用唢呐吹着《淘金令》走在最前面。灵感有了，但此时因为自然灾害，学校的条件十分艰苦。饭菜里油水不足，年轻的学生们消耗量大，总觉得吃不饱。“餐厅里特别热闹，吃完饭大家都不走，坐在那儿敲碗。最严重的时候，晨练和体育课都取消，大家只有上课才起床，平时就躺着，要不耗费能量。”施万春比别人更加辛苦，白天上完课，晚上还要加班写《节日序曲》。“夜里饿得不得了。每天醒了以后，先想什么东西可以吃。后来我找着个窍门，打饭的时候晚点去。大师傅一开始总怕饭不够，盛的时候差点儿分量，晚点去，饭菜剩的多，给的比较足。”趁着师傅们不注意，施万春还会偷偷揣走两把蒜，“夜里吃，把胃辣得麻木了，就不饿了。”挑灯夜战三个月，施万春终于把第一版《节日序曲》交到了学校领导的手中。

相比之下，施万春为另一部作品《红色娘子军》吃的苦头更多是在精神上。1964年，吴祖强和杜鸣心带着尚未完成的《红色娘子军》找到了留校任教三年的施万春。汇报演出的时间越来越近，创作组的压力很大，作曲任务也极重，只有吴祖强和杜鸣心两个人根本来不及完成，于是他们想到了年轻的施万春、王燕樵和戴宏威，大家分头创作，每人写一场。施万春负责的是第三场，所有的剧情几乎都发生在南霸天家里。为了把南霸天这个核心的反派人物形象表现到位，施万春连吃饭睡觉都在不停地琢磨。“其中有一段舞蹈是跳大神，我就想各种恐怖的镜头。”绞尽脑汁地想了一整夜，谱子终于写完了，天亮时施万春才发现“枕头上全是头发，几乎快掉光了。”

1978年7月10日，停办了十四年之久的中央乐团“星期音乐会”终于恢复，上演的第一首曲目，就是施万春的《节日序曲》。此时的《节日序曲》和最初的版本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动。1960年《节日序曲》首演，中央音乐学院同时调动了民族乐队和交响乐队的300多名乐手，光是打击乐就用了50多个人。尽管许多乐团都对这首作品很感兴趣，但苦于没有足够的人手，当年《节日序曲》登台的机会并不多。1973年，施万春调入中央乐团，时任团长的著名指挥家李德伦建议他把《节日序曲》改成双管编制，加上几件民族乐器，方便乐团搬演。施万春断断续续改了很久，一直进展不大，直到改革开放前夕，在山雨欲来的兴奋中，他终于找回了创作的激情，如他所言，《节日序曲》的修改“就是为了庆祝这个时代”。在重新配器、统一全曲风格的同时，施万春还调整了《节日序曲》的结构，曲长也从原来的13分钟缩减到10分钟，这个全新的版本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到的。

改革开放之后，思想和文化艺术空前解放，施万春的作曲生涯也随之走上了又一个高峰。一大批电影电视剧喷薄涌现，《良家妇女》《孙中山》《开国大典》《重庆谈判》……施万春参加的影视剧配乐有几十部之多，最忙的时候，他一年要给两三部电影配乐，这些作品在他的全部创作中占了极大的比重。其实早在1965年，施万春就在恩师江定仙的推荐下为电影《青松岭》写过音乐，那是他第一次“触电”。“老师觉得我平常写得不错，而且我是河北人，比较熟悉电影里河北生活和河北音乐。”有些遗憾的是，《青松岭》只公映了几场便被叫停，那首著名的主题曲《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也被封存，直到1973年才终于流传开来。这一年，电影《青松岭》重制，施万春的配乐基本保留不动，但主题曲到底由谁来演唱，幕后团队曾有分歧。长影乐队力挺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顶梁柱、著名歌唱家李世荣，施万春却看中了二十出头、名不见经传的蒋大为。李世荣的演唱功底当然没得挑，但施万春总觉得，他的声音偏苍老，也偏美声，不贴合电影里青年人的形象，相较之下，蒋大为有朝气，唱法偏民族，显然更适合这个角色。在施万春的坚持下，导演刘国权采用了后一个版本，蒋大为也因此一夜成名。

毫无疑问，《青松岭》是施万春众多配乐中非常成功的一部，但要论起作曲技法和内容深度，还得是之后的作品更胜一筹。“改革开放之前给电影配乐，画面是什么样的，我们就怎么表现，没有什么潜台词。”那时的电影配乐，更像是用乐器的声响模仿画面上的内容。随着后来文艺创作的逐步解禁，电影的内容开始变得多元而深刻，音乐也在经历着类似的变化。到八十年代为《良家妇女》《贞女》等电影配乐时，施万春开始用音乐刻画人物复杂的内心，引领人物的情绪，手法也更加委婉深入，比如在《良家妇女》中，施万春就用了当时并不多见的古老乐器“埙”，以它幽怨的音色刻画女性长久的压抑和痛苦，非常具有感染力。

在处理《孙中山》《开国大典》《大决战》等等历史革命题材的电影时，施万春也比之前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1987年，《孙中山》包揽了金鸡奖八项大奖，施万春也拿下了“最佳音乐”。在这部电影中，他打破画面的界限，“同步”、“平行”、“反行”三种音画关系穿插并用，表现力十足。塑造孙中山的形象时，施万春大胆挖掘了他鲜少为人注意的另一面。“伟人有他们伟大的一面，也有私下里作为平凡人的一面。在‘人’这一方面，他们和我是一样的。他的各种感受我都有，所以我能在创作中倾注自己的全部感情。”而这样的创作自由和可能性，正是改革开放带来的。

1996年，60岁的施万春从工作了十二年的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退休。十二年间，施万春把当年师资几乎为零的作曲系一步步带上了正轨。如今虽然不再是忙碌的系主任，但作为“老师”的日子仍然没有结束，直到现在，82岁的施万春还在给学生们上课。“我一直觉得，现行的音乐教育制度还是不够理想，学校里教的东西有点‘死’，老师们也不是很重视‘感觉’，我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培养学生。”施万春说，“我教学生，看中的是他们的‘灵气’，看他们对音乐是不是足够敏锐。”

退休后不久，施万春的“北京市延庆县万春音乐进修培训学校”在延庆中屯镇悄然开张。长城脚下的一处四合院做“校舍”，四个学生、四架钢琴，就是学校的一切，施万春亲自上课，把这些年积累下的作曲经验倾囊相授。因为学生少，施万春可以针对大家的层次和年龄，真正做到“因材施教”。第一期成功后，越来越多的学生慕名前来，施万春又买下了两个院子，最多的时候，“万春音乐学校”里有二三十个学生。“我跟大家吃住都在一起，学生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找我解决。”经常到了夜里三四点，施万春的屋子里还亮着灯，“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多精力”。每过一两周，所有人就会聚在一起，互相展示学习。远远听去，四合院里从早到晚都是琴声一片。随着年事渐长，施万春带的学生数量比之前有所减少，稳定在十个左右。“前一阵子又有个学生来问我收不收，我说，收！”施万春舍不得把这些“灵气”的孩子交给别人，“我肯定会一直教，教到教不动的那天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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